来源:瞭望东方周刊  作者:佚名

  全国语文教材共有“八套半”

 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是教材编写放开,实行“一纲多本”——全国采用一个教学大纲,但教材可以多种多样。这意味着人教社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。全国有条件的单位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,但要送教育部审查。

  此后,1990年出现了其他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实验教材,到1993年,“一纲多本”的各种教材在全国推开。其中人教社、语文出版社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、上海教育出版社、四川教育出版社等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教材。当时的全国语文教材共有“八套半”,其中半套是河北省一个复式班使用的——因为条件艰苦,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,高年级则独立上课,所以编了半套教材。

  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主要差异在哪里?

  “一纲多本,各种教材应该各有特点,但实际上没有做到,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,到现在也如此。”顾振彪说,“当时设想很好,山区农村地方可以编得浅一些,多些关于农村的内容;而像北京上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学校,应该编比较深的教材。但实际上,农村不愿意用浅的教材,他们说,孩子本来在农村,用浅的教材就更考不上大学了,宁愿用重点中学的深教材。主要根源还是应试教育,教材的编写往往也要考虑考试。”

  现在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,小学有13套,初中8套,高中6套。选用教材的权利细化到每一个省的地级市区。

  “按照教育部规定,学校应该有(选教材的)决定权,但现实条件达不到,比如说小学有13套教材,发到每一所学校让教师自己挑,做不到,所以由每个地区统一选。”顾振彪说。

  2001年教改加强人文性

  2001年,教育部实行课程改革,以前的教学大纲更名为课程标准。这是“文革”之后教材变动最大的一次。

  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,在于“加强人文性”。

  “加强人文性。就是加强人文教育,提高人文素养,强调首先要培养人。而过去的教材侧重于技术训练。”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。

  2001年课程改革后的语文课本,最直观的变化是编排体例。以前的课本,每册的每个单元按照文体来分,而课程改革之后的课本,每个单元是按人文主题划分的,一个主题一个单元。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和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都涉及教育,放在一个单元。这种编排体例沿用至今。

  课程改革之后的古诗文有所增加。各套教材存在差异,但大体比例是,初中占30%左右,高中50%左右,小学语文中的古诗增加较多,在课程标准附录的推荐篇目中,小学阶段的古诗有70首。

  2001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之后,又经过十年,顾振彪说,业内的结论是“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了,但读写技能削弱了”。

 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,要纠正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偏向,提出“寓人文性于工具性之中”,强调“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的基本任务”。

  “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,不能像钟摆一样。”顾振彪说。

  在古诗文比例上,新的课程标准与之前差异并不大,只是高中选修课中古诗文有所增加,比如《史记选读》《唐诗选读》《红楼梦选读》等。

  依据2011年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,现在还在审查中,没有出版。预计新教材将在2015年秋天印刷使用。

  “文革”后有没有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?

  顾振彪的回答是:“高中1997年的那一套教材,初中1999年的,都很好。2001年之后的教材,编写上有进步,但很多人认为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很有效,学生写作文错别字多了。”

  (本刊实习生张璐对此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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